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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書店和文具社的故事
作者:文|趙秀梅  發布日期:2020/4/2 閱讀次數:
畢節草原藝術研究社活動陣地之一—陜西廟戲樓(資料圖片)
  1934年下半年,在畢節縣城南門口一間普普通通的民房里,經常有一些年輕人出入。這間民房就是進步青年秘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了解國際國內形勢的場所,名曰“我們的讀書室”。
  原來,1933年冬,中共地下黨員林青、繆正元在畢節進步青年秦天真、徐健生等的支持下,在畢節女子小學(今畢節二。﹦撧k了畢節地下黨領導的第一個群眾團體組織——“畢節草原藝術研究社”(以下簡稱“畢節草原社”),以進步人士和進步青年為對象,以繪畫、演劇、歌詠等形式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逐漸喚醒了沉睡中的民眾。畢節草原社的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他們不斷派人進行搗亂和威脅。為避免遭受大的損失,畢節草原社在1934年6月停止了活動。之后,畢節地下黨支部以畢節草原社骨干寧起鯤、寧起枷、尹司農等進步青年為主,在南門口的這間民房里辦起了“我們的讀書室”。
  在“我們的讀書室”,進步青年可以廣泛閱讀馬列主義及各種有益書籍,如《進化論》《物種起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等。打入國民黨畢節專署任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的我中央特科成員盧育生等地下黨員,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也經常利用合法身份串門,到“我們的讀書室”與大家接觸,更廣泛、更深入地了解畢節的情況,與畢節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系,為畢節地下黨聯系武裝迎接紅軍進占畢節做好了準備,也為畢節地下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培養了一批進步青年。
  時光稍縱即逝,轉眼間已到1937年,“我們的讀書室”已開展活動3年。一批批進步青年在這里學習到了學校課堂上學不到的內容,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們在革命的熔爐中不斷成長,有的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共產黨員邱在先、熊蘊竹、阮明倫、陸鴻章與進步青年孫師武商議,為了進一步宣傳馬列主義、十月革命,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必須努力加大宣傳力度和拓展教育面。經過認真準備,他們幾個人率先集資,租用畢節城內福建會館天上宮房(在今七星關區威寧路)設立門市部,成立“群益書店”。全店有共產黨員、進步青年24人,由阮明倫任經理、陸鴻章任采購、劉傳鐸管賬務、何明忠為營業員。
  1938年4月,“群益書店”從貴陽、廣州等地購買進步書刊,成為由省工委領導的熊蘊竹任地下黨支部書記的貴陽“生活書店”“讀新書店”的直接銷售點,《列寧選集》《論持久戰》《聯共(布)黨史簡明課程》《新華日報》等在書店公開銷售。進步人士周素園曾到“群益書店”購買馬列主義著作和革命書刊。
  可惜好景不長。1938年底,“群益書店”的活動被國民黨畢節縣黨部嗅出“赤”味,于是經常派一些特務對書店進行監視,有時干脆到書店以檢查為名,有意找岔沒收書刊,盤問進出書店的青年,同時指使郵電局扣發外地寄來的書刊。為了分散敵人的注意,避開其“鷹犬”,畢節縣工委決定轉移目標、擴大業務。于是,另外在畢節城區租用邵仁夢的房子(今七星關區威寧路65號)成立了“七月文具體育用品社”(以下簡稱“七月書店”)。書店門市出售體育、文具用品,后面仍舊出售革命書刊。經營書店的16人中,有8人是地下黨員。
  1940年,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畢節的天空陰霾密布。由于叛徒告密,“七月書店”再次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一個陰雨綿綿的早晨,一群荷槍實彈、氣勢洶洶的特務砸開店門,沖進書店,沒收了店內書籍,將書店查封。共產黨員邱在陵、阮明倫,進步人士孫師武、鄧光表等相繼被捕。已暴露身份的黨員根據上級黨組織的安排,迅速撤離畢節,其他未暴露的同志繼續尋找職業作掩護,直到畢節解放。(作者單位:七星關區教育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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